积累和消费的平衡，在农业建设领域具体表现为处理好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毛泽东反对苏联那种以损害农民利益来获得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政策，主张通过实行较低农业税，采取缩小工农剪刀差以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等政策来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他指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但是，农业本身也需要积累。“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他还指出：“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毛泽东还把积累看成是一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的过程。他说：“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6］200

三、毛泽东合理分配思想的当代启示

纵观毛泽东的社会分配思想，在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之间，主要倾向是反对“过分悬殊”。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社会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公平(均平)优先，均中求富”。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客观上看，中国贫穷落后的国情和计划经济的体制限制了分配差距的拉开。在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毛泽东原来希望既能多、快、好、省地推动经济增长，又能迅速使老百姓摆脱贫穷，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使毛泽东认识到，“赶超式”的经济发展并不可行，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甚至需要100年。因此，在有限的社会消费品分配中，也只能是“公平(均平)优先，均中求富”。

主观上看，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对于社会分化保持警惕，他不愿意看到分配中出现“过分悬殊”、“两级分化”等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因此，在毛泽东晚年，无论是对农村中“包产到户”，还是对企业中“八级工资制”，凡是有可能助长“个人主义”、导致差距扩大的做法，他都心存疑虑，予以批评。1974-1975年期间，他多次谈到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自己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分等级，搞等价交换，保护了资产阶级法权，实行的是不平等的制度。由此可见，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合理分配机制之所以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这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实践按劳分配制度认识上的变化和反复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