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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强调各种“地方经验”对“中国经验”的贡献。它们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连接点。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各种地方性创新的亮丽景观，汇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经验”的创作。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杭州根据第一轮发展主要用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局限和缺陷，提出了“复合社会创业主体”这一新概念和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功。2009年，又一次与“郑州经验”相遇，他们提出的把郑州建设成“三化两型”的国际大都市，标志着我国中部的崛起。

以我为总主编的两套丛书：“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其创意就在于表达第三个层次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个层次城市发展经验在中国经验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总之，“中国经验”是由中央、各地、基层共同探索、着眼创新加以推进的。

“地方经验”对“中国经验”的贡献，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连接点。

“中国经验”的实现途径：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齐头并进

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的转换，意味着社会日常生活的支持网络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机制的转换。

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因此，这一角度也是我们分析“中国经验”不可忽视的。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