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鲁格（牛兰）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辞地将鲁格说成是共产国际驻在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李德到上海完成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一起，经常与中共中央领导层接触。“尤尔特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和洛甫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为总书记。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澳门黄金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因为博古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习的经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弗雷德）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做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摘自《档案春秋》 朱鸿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