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偏才怪才太不重视了，所以现在才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成为一个问题。但我认为，发现个别偏才怪才不应该成为考试改革的主要目的。考试改革面向的是大多数人，真正的偏才怪才只是很小很小的群体。与其去刻意为之要发现偏怪之才，还不如面向大多数学生，尊重其个性发展，鼓励其扬长避短。无论是高校还是舆论，如果过分地将精力集中在偏才怪才的发掘上，都是对考试改革的误读。

发现个性化人才，不等于发现偏才怪才。我举个例子，芬兰的高中会考，大概有6门，要求你达到一个合格的程度。但在高考的时候，你只要选你认为学得最好的两门功课参加考试，因为你选择的这两门课已经体现了你的能力倾向和兴趣倾向。这就叫个性选择，这就叫扬长。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这种面向大多数人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大多数人还是用着很陈旧的制度，然后挑选两个典型，用寥寥几个偏才怪才去点缀一下考试制度改革。无补于大局的小小花絮、炒来炒去的噱头，没有价值。

支玲琳：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在美国，什么样的学生才能上哈佛？》中写道，哈佛不会降分以求，不会要求偏才怪才，它对学生的要求只有一句话：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这一问，我们同样要对国内的名校发问。

杨东平：这句话说得很对。西方最优秀的大学选拔人的时候，首先看重的不是学科成绩，因为能够进入选拔的人，学习成绩都是无可挑剔的。剩下它要考察的，主要是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作为未来社会领袖的潜质、能力。在社会工作、社会关怀、社会参与、领导能力方面，西方大学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大学对自己的使命定位，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狭隘的专家，而是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未来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些最优秀的大学而言，培养大师已经不是它们的日常目标。它们内在追求的真正目标，在于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这对那些时常把“培养大师”作为口号挂在嘴边的国内高校，是有借鉴意义的。

现在为了公正，大家还是倾向于推荐考试成绩最好的人。这个我认为，并无不妥。关键是在成绩优异者中，要选择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关怀、领导能力的卓越之才，不是纯粹的书生型人物。但在目前的教育评价标准体系里，这恰恰是欠缺的。而在国外，这恰恰是很重要的评价。一个人如果只是成绩优异，没有领导过什么社会实践活动，那你根本就没希望进入名校。所以今天，所谓选拔标准的模糊之争，背后潜藏的是评价体系的缺憾之失。

支玲琳：有些学校为何推荐不出人才，这背后可能不仅仅是标准不清的问题。

杨东平：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教育情况。因为经过我们现在中小学这么严酷的一个应试教育环境，到了高三，还能保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的学生确实已经罕有。最好的学生，不过就是学业优秀，门门优秀。这是在选拔之外，更深层的值得深思的话题。

至于所谓的标准，我认为非得列出个横竖杠杠，可能也不尽准确。现在我们只是对文艺、体育人才比较有把握，因为这个标准是大家公认的，也容易检测。但要是说一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化学、物理天才，这个相对比较难鉴定。而且，最终的结果可能不准确。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人才，更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当年的胡适，学的是农学；鲁迅，学的是医学。试想如果参加选拔，他们会是优秀生源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经过多次的选择，才能走上最适合他的自我实现的道路。所以人才培养，绝对不能把它简单化，不能认为一个举措，就能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不能认为一项改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