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分析新中国面临的不利条件时，第一条就是“中国的大工业还很少，特别是重工业基础还很弱”。第二条就是“在社会上，存在着极为广大的小生产。” 他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 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 在1950年的《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手稿中，刘少奇把人民生活贫困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落后。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在运输业中，也绝大部分是人畜力和木船运输。” 又说：“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 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又一次强调：“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一九四九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赶超战略

面对落后挨打的国情，中共早期的活动家和后来的领袖们，无一例外地接受和发展了近代志士仁人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理想。早期共产党人蔡和森的话代表了这一思想：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后，“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国”。 这一赶超思想的具体实施体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中。

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共产党人的发明。早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就有优先发展“机船矿路”的方针；但是失败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到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皆体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工业优先战略的最早体现在《共同纲领》中。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第三十五条规定：澳门黄金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经济封锁和朝鲜战争，毛泽东对重工业的建设更加看重。195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澳门黄金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