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好的。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问题，我已经谈过了一些。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耳顺”之年，我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点想法。我主要想谈这样两点：一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二是中国社会在当前还需要做些什么。

第一，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人们多数都高度评价后三十年，这是对的，还有就是国内外有一种思潮把前三十年说的一无是处。因此我写文章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一些成果，其为后三十年实质上打下了许多方面的基础：如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像原来总得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又如，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特别是我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拥有了核力量，这保证了我国有自我防卫的能力等等。我还着重指出了国际上的一种比较研究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当前社会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核心的观点：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又走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什么转折呢？就是我们国家再要发展，必须要调整发展方式，要实现从初级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变。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我们以往的发展模式，我们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主要是脱贫和达到小康；发展手段是初级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发展资源是初级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等；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错位现象；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我们还存在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许多“类发展困境”。应当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当我们发展到当前这样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发展道路有所反思，有所提升，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开始寻找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必须树立起科学发展观，走一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人为本的道路。我曾经在几个场合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我相信，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来自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童　潇：郑老，我不知我的概括是否正确。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至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以严复、以孙本文、晏阳初、梁漱溟和吴文藻等为代表，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开启了对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并承担了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创造条件；第二代学人则以费孝通、雷洁琼等为代表，他们则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部分学者还概括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而第三代学者则以您、陆学艺、邓伟志、吴铎等诸位教授为代表。这三代学人都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整体来看，我国社会学界欣欣向荣。您在《中国社会学三十年》这本书中谈到，中国社会学要进一步处理好“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这五对关系，能否借此机会，请您再从社会学发展趋势的角度，谈一谈您对社会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学要进一步取得进步的相关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