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见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陈之迈：“公务员惩戒机关”，《社会科学》，1936年第1卷第2期；吴绂征：《公务员惩戒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二年》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3页。

③李启成：《清末民初澳门黄金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论》，《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第163～173页。

④⑤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406、322页。

⑥吴绂征：《公务员惩戒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7～27页。

⑦宋教仁：《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0～282页。

⑧万仁元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⑨刘杰伟：《走向制度解决之路——熊希龄内阁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移植》，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2年，第8页，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⑩贺凌虚：《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论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11页。

⑾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第182～183页。

⑿颜军：《孙中山民权主义研究》，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⒀陈之迈：“公务员惩戒机关”，《社会科学》，1936年第1卷第2期，第396页。

⒁蒋介石在“宁粤对峙”时就曾无奈地告诫国民党员：“切忌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见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⒂“胡汉民孙科在巴黎电交中政会议之《训政大纲》及其在二届五中全会后对该大纲所作之说明”，孔庆泰主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81页。

《人民论坛》 (2009-11-11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