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东传的同时（甚至更早些），开始了基督教西传希腊和罗马本土。公元325年，也就是东晋成帝元年，尼西亚会议统一了基督教义。392年即东晋孝武帝期间，基督教成了罗马国教。公元6—10世纪逐步形成欧洲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支配地位。

颇有意思的是，在佛教东传、基督教西传的同时，发源于阿拉比亚（现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等地），同为闪族的阿拉伯人逐渐强大。公元571年，即隋朝建立之前10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610至632年，也就是隋末唐初，伊斯兰教成形，而且在麦加、麦地那取得支配地位。633—640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接着于651年前结束了占领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同时阿拉比亚人的另一支纵队在欧麦尔率领下占领了埃及、的黎波里和伯尔克。之后的几十年，也就是伍麦叶王朝时期，离穆罕默德逝世仅100年，伊斯兰教已扩展到北非、西班牙及印度河和中国西部边界，其版图大于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

所以，正是关键性的公元3—9世纪，特别是4—8世纪这400年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佛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犹太教的地域格局。同是闪族人创造的三个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微妙关系，也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原本以古代文化为标志的地中海文化至此分化为以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为标志的中世纪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近代文明的标志是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且如同马克思所言，资本所创造的文明超过以往历史的总和。从世界文明的格局来说，宗教的地域格局和支配地位并无改变，只是在文明间关系上形成新兴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强势地位。

20世纪后期，标志着文化间新型关系的“第二轴心时代”呼之欲出。其标志是：第一，经济全球化时代，现代经济关系及同经济关系相适应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渗透到全球每个国家、民族或地区，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利益冲突，都突破了以往的地域界线，即使是政治上对立的集团或国家，也不得不面对全球性共同问题。第二，在国际关系和人类未来社会的建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互相制约，而且文化的地位提升，在一定条件下文明间的关系反制经济与政治，致使“文明间冲突”成为当代世界重大话题。第三，世界文化间关系，特别是宗教间、宗教内的关系，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明间的冲突引发了人们对文明间的对话、相互尊重与和谐相处的向往。第四，不同文化间的影响渗透到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每个人生活在既定的传统文化制约之下，同时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几种主要文化各自支配世界主要地区的“第一轴心时代”行将结束，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格局即将形成。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彼此交融和平等对话，必将取代文明冲突和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个世界文明重构时代，中国学者应有“全球公民”的跨文化研究的视野，关注世界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文明，从源头开始研究发生在地中海世界的古今文化和宗教变迁。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