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谷应泰（1620-1690）的《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两条记载。

一条是说郑和等人“踪迹建文帝”的，称：“（永乐）七年春正月，命太监郑和航海，通西南诸国。时胡濙、郑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帝东行，三月，至善庆里，五月，复至襄阳。廖平家已徙蜀，帝还滇。”

一条说建文帝与“密访帝”的工部尚书相遇的，称：“（永乐）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白龙）庵。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今越南北）密访帝，震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以处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

人们不妨比较一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之所述，与查继佐《罪惟录》之所述，哪一种更符合逻辑。郑和原系朱棣之亲信，他与建文帝并无直接联系，在朱棣与朱允炆之间，他的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建文帝再傻，也不会策动他去举兵造反。严震与郑和就不同了，他与建文帝有旧，却负有“密访建文帝”的使命。旧主情难了，新君命难违，在此“两难”之中，严尚书只能以“夜缢于驿亭中”自处。

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对于建文帝漏夜出走之后，历经朱棣及其之后的仁宗、宣宗、英宗几代近四十年的经历，都有粗略的介绍，也说到建文帝的最后归宿——这是明英宗正统五年的事，而且与一位假冒建文帝的老僧有关。假的建文帝受到处罚，真的建文帝却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济闻之，叹曰：‘今日方终臣职矣。’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如此结局，当然也与“最终出亡福建宁德”大相径庭。

大凡新说之“立”，总会包含着对于旧说之“破”。明史专家“立”得理由很不充分，对于旧说之“破”，也“破”得难以令人信服。至少，从现有的报道看，他们只字未提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藉张岱《石匮书》与谈迁《国榷》，博采私家野史，颇为时人所重。初刻于康熙五十年的《纲鉴易知录》，在国内外的影响极大，其中澳门黄金城：包括建文帝的下落在内的明史部分，采用的便是此书提供的史料。断言“最终出亡福建宁德”的明史专家倘若不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有此记载，似乎说不过去。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