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的爆发，毁灭了人们和平建国的梦想。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都看清了一个事实：民主和自由之花不会在蒋介石国民党旧有体制的土壤上自动地生长。诗人、学者闻一多此时的感受，就像他在一首诗里曾经高唱的那样：“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再次“迸着血泪”喊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消灭！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生前他曾经在诗里唱道：“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闻一多的倒下，只是国统区一连串血案的开始。更多的人，还在期待着，梦想着，进而猜测着国家的未来。两个月后，《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政论周刊《观察》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他预测中国的局势发展有三种去向：第一种去向是出现以江淮为界、国共分治的“南北朝”；第二种去向是爆发“十月革命”，不过王先生认为，“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如果真出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国家大乱”；第 三种去向是“政协协议之路”，即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框架内，组建联合政府，“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王先生对中国前途的预测，一个也没有猜对。经过1947年的大转折，1948年的大决战，1949年合乎逻辑地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49年，对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众来说，普遍的情绪则早已不是希望破灭，而是痛苦、愤怒和抗争。2月间，上海的通货膨胀已达到最高峰，金圆券如同废纸。如果要买东西，就得用麻袋或网兜装钱，且还得一路狂奔，因为稍一迟缓，手里的钞票就要贬值更多。由此，要和平，要民主，反饥饿，反内战，成为了国统区民众的普遍呼声。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解放了上海，能不能管理上海，是不是站得住脚，国内外不少人还抱着明显的观望态度。一个美联社记者从香港向西方世界发出了一则电讯，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的确，共产党接手的上海，是一副用什么语言描述都不过分的烂摊子。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走马上任时，他看到的早已不是昔日的“东方巴黎”。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炸沉的船只横在黄浦江上。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象征江南造船所，也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的主要工厂四分之三已经停工。饥饿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对市民们来说，手里的钞票几乎成了废纸。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元和外币。国民党特务还说：“只要控制了两白（粮食、棉纱）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一些资本家也纷纷传言：“共产党打仗可以得100分，搞政治可以得80分，而搞经济却只能得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