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党危害至巨的顾顺章叛变案，人们已经熟知，但我党情报史上的另一次大劫难，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我所知，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情部直接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曾被敌人破坏，牵连甚广，毛人凤曾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党是怎样应对这一劫难的呢？能否请专家详细介绍一下？

　　海淀区 刘金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作答。

　　1947年秋，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其危害甚至堪与当年顾顺章的叛变相比。当时我中情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郑介民和毛人凤曾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后来，我情报部门及时采取了多项善后措施加以补救。

　　这次劫难与北平的一个飞贼有关

　　这个飞贼名叫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横行平津从未失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却栽了跟头。那天晚上，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三楼陈列的最高级布匹竟然被偷个精光。消息传开，全城惊动。在当局震怒后的严密缉查下，小偷在几天后落网，他就是段云鹏。不过这名飞贼很快就被释放，因为当时由军统改名的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长，利用他来窃取被怀疑人的资料以判断其是否是共产党。

　　当时我党北平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而受到中央表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澳门黄金城：1947年解放战争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有很大部分来自该小组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已离开延安，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的日发报时间都在4小时以上，有时长达7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发现。

　　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当时已经大致确定了秘密电台在方圆一平方公里以内，我情报人员也已经有所察觉。但情报小组与电台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两者是靠专门的联系人发生关系的。也就是说，情报人员无权改变电台的运行，因为北平电台隶属于西安总台，即使发现危险也无法及时通知。

　　敌人进一步缩小范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保密局颇感棘手，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于是他们启用了段云鹏。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说他在一所豪宅看见一个年轻人，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我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敌特抓了“活电台”，最终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的被捕

　　9月24日凌晨，狡猾的敌特在我报务员刚刚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之际冲进了屋内。这种方式敌特称之为抓“活电台”，因为收报方不会知道发报台已被破获。也有回忆录说该台的负责人早有叛变准备，竟然保存了他所发电报的底稿。于是敌特就利用被捕的叛变人员继续与西安的地下总台保持联系，结果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的被捕。

　　随着被捕人员的招供，案情迅速扩大。1947年9月27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有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译音)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译音)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此外还有十七名少将，另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两名中将、二十名少将被捕。

　　10月1日，合众社又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被捕。陈琏就是那座豪宅的主人。10月3日，周恩来得知陈琏被捕消息，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王石坚情报系统极为庞大，遍布东北、华北、西北，通报的电台有六七部。而这些秘密据点又无法及时切断横向联系，致使敌人在破坏北平地下组织后，能够进一步追踪我党在这三大地区的情报组织。

　　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采取紧急措施

　　10月5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亲自部署后续行动。随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不仅北平和上海，我党的西安总台，以及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地下电台均遭破坏。

　　10月6日，周恩来又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并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但王石坚被捕后供出了我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导致一百数十人被捕。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郑介民和毛人凤更是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王石坚也因有用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特于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另据国民党特务系统原重要领导人文强在铁岭文史资料第七辑“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回忆：所谓特研组又称特情组，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他还指出：“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

　　李克农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

　　由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王石坚领导，周恩来自然非常担心。其实王石坚早已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等三人，在收到李克农的紧急通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安全回国。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李克农说：秘密工作虽难免遭受破坏，但如没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以此来勉励李克农。

　　1949年北平解放后, 李克农查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写给蒋介石澳门黄金城：破获此案的详细报告，并提审了几个当时直接参与此案的被捕敌特人员，才知道敌人不仅是通过无线电测向，而且还配以飞贼侦察才得手的。于是李克农就在北京西郊主持召开了有百十人参加的总结会议。李克农在会上讲了北平电台被破坏的经过，讲了谢士炎等5人被捕后解到南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李克农还在会上大骂了北平电台的叛徒，也再次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作了检讨。最后李克农还表扬了一位东北的情报员，在出事后仍然不顾危险带着一份澳门黄金城：陈诚作战命令的重要情报进入解放区。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情报工作的辉煌，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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