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限于国家的财力，农民的养老保障主要靠土地、家庭和集体组织解决。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出现了很多“留守老人”、“空巢家庭”。目前，我国农民工达到2.2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已经超过1.2亿。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养儿防老”的意义日渐衰微，尤其是对于那些既无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贫困老人来说，晚景更令人堪忧。据报道，湖南祁东县一名七旬老人来到北京当众抢劫，就是为了入狱养老，享受监狱的“福利”。这虽然只是一起令人心酸的极端事件，却折射出我国农村养老制度的困境。让亿万农民实现老有所养，不仅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的公平正义。

　　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中国正在重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亿万农民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长期以来，这个群体义务多权利少，负担多福利少，付出多回报少，在很多方面被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却难以与城市人沐浴同一片阳光，同享改革与发展成果。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农民的期盼出发，我国政府适时推出新农保制度。它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养老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政府投入比例，这与过去农民自我储蓄式养老有很大区别。因此，新农保不仅是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更是整个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眼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新农保制度也是“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重要举措。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一旦有了国家养老的制度保障，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释放出部分养老储蓄，这对于增强国民信心、拉动消费需求，无疑将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事实上，实行农民普惠式养老，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财力问题，更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在现代社会，社会养老保障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和国家福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应该说，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只有实现了普惠化、均等化，才真正具备了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最关注的不应是国家的财富增长，而是人的生存权利，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新农保制度的推行，必将成为现代中国迈向文明富强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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