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性”情中人：大胆谈情 小心说性

性观念先行 性教育待完善

黄扉渝在和男友同居后常常提心吊胆，时刻关注自己的“例假”是否正常，隔几天要是没来，人总有些恍惚。“每个月都要心惊胆颤地用早孕试纸检测一下，看到只有一条对比线才安下心来”。

90年出生的乐以晨有一个朋友都不知道的秘密，在初中的时候就和男朋友偷尝禁果，毫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无人引导的“爱”，使她在初二就堕了一次胎。如今回想起当初，乐以晨仍旧迷茫：“平时也甚少和父母交流，课堂上老师也未曾提及，究竟我要如何保护自己？”

“谁的青春不迷茫？”今年大学毕业的李雨则发出感慨。两年前，女友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孩子生出来，我怎么养？”李雨则表示，不能让自己的青春“停止”于孩子出生的那刻，“还那么多大好时光，我还没来得及享受”。于是他瞒着家长，带女友去做了“人流”手术。

2013年百合网发布最新《大学生婚恋观调查》，对于从哪里获得避孕套，有高达39.1%的女生和22.1%的男生“不了解”。

福建师大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的一份策划与创意期末试题写出避孕套的15种用法，考试时有位女生举手问：“老师你能解释一下避孕套的样子吗？”

没能跟上性观念发展步伐的性教育，让许多青年人不知如何保护好自己与他人，常常造成留下遗憾的伤害。

“性懵懂时，谁晓得‘安全套’是什么？我的性知识也是通过观看视频、朋友讨论和‘实战’等实践不断丰富起来的。”张柏霖这位“经验丰富”的大男生说到这里，脸上显得有些羞涩。他告诉记者，初中时根本就没意识到自我保护的问题，“当时快感远要比安全重要”。

许多大学生表示没有和父母深聊过与性相关的话题，即使有时候提到，父母也常以“打哈哈”的方式遮掩过去，性话题在许多父母看来是禁忌和羞于启齿的。陈皓的父母在知道他与女友同居后，只是强烈要求他们分手，觉得“丢脸”。劝阻不成功后，也只采取了财政控制措施，而并没有提醒儿子要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

2012年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直属杂志《小康》发布“中国人性健康感受”报告显示，中国人获取性知识的了两大主要渠道，一是“网络”，高达24.5%；二是“自己在实践中逐渐摸索”，且“实践”仅比“网络”低了0.3个百分点。

方刚指出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需要我们去鉴别。他不主张网络片面的、没有引导的性教育。互联网对性教育的利弊，并不在知识的好坏，而是个体的态度。如在网络上观看色情片，你把它当性教科书、建立性关系的样板，这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若你把它当作自慰的工具，放松自己的渠道，那就没有什么害处，“态度的引导，需要有教育的过程”。

在2001年在福建省高校首开“性健康教育学”公共选修课的江剑平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性教育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师资、教材的不成熟是目前我国性教育的缺失最重要的一部分。”

方刚也形象地将当前我国性教育的现状比喻为“调情阶段”：“就是我想和你做爱，但是从来只说不做。”

如何对进行性教育？要进行什么样的性教育？方刚提出“赋权型性教育”。“赋权”，就是要让青少年有能够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的能力，把性教育作为整个人格成长、人生成长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做某些事之前，先思考是否是你想做的，存在什么风险；你又是否能够承担这些风险，会否给他人带来伤害，能否规避这些伤害。方刚强调，全世界性教育的终极目标都是让青少年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所使用姓名为化名）（东南网记者 李琰之 学通社记者 陈玮铭）